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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么基本脫離社交網絡了? 作者/蔣方舟

發布時間:2019-10-20 15:56|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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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方舟在GQ一個“面向未來”論壇上的演講:這次演講主辦方邀請我,主要是因為看到我發了一張朋友圈,所以想找我談談我“互聯網脫退”的經歷。

“互聯網脫退”,準確地說并不是完全不上網,當一個盧德主義者,而是基本不看——基本不瀏覽社交網絡;不吵——不進入任何微信群,不在社交網絡上陷入爭論;不聊——盡量減少在微信上跟人嘮嗑。

 

1.

首先,說說不看。

我現在已經很少看微博或者微信公眾號了。和很多人一樣,我了解本日熱點是通過微博熱搜,忽略那些“誰穿了什么衣服梳了什么頭了”這種并沒有人會真的去討論的話題,總還會有一些看起來有點誘惑人去關注和討論的議題,介乎家長里短和折射社會問題之間。

某明星不幫老婆推行李折射的兩性困局、女作家馬桶失靈戳破的上流幻想、阿里P8征婚引發的婚戀爭議等等。我并不是說這些議題完全不值得討論,而是它們承載了不合比例的重量。

不合比例的重量之一來自于它們受到的關注度。公共空間的枯萎導致對私人生活的關注幾乎是變態膨脹的,我們在生活中都討厭婆婆媽媽,過于關心他人私生活的人,但在互聯網上,我發現自己被放大了對隱私的好奇和對瑣屑的打探,并且對自己在其中逐漸上升的惡意渾然不覺。

不合比例的重量之二來自于它們的嚴肅性,討論者試圖把輕淺的內容包裝成具有公共性的議題,試圖上升到嚴肅的性別、社會、階層的討論,但再怎么樣的包裝,也掩蓋不了某些議題本身并不具備公共性,也并不真的包含社會公義,唯一的用處就是當我們嚴肅地討論它,我們看起來很嚴肅。

除了這些熱點議題,現在社交網絡上隨處可見的還有一種內容:就是那種密密麻麻的綜藝節目或者臺詞截圖,表示:“你我不就是這樣嗎?”

我討厭這種“金句”,一方面是因為它是對有價值內容非常粗暴的簡化,看似言簡意賅振聾發聵,但看多了就發現經常彼此矛盾,完全無法指導人過好這一生。

另一方面,是我認為共鳴并沒有那么重要。

“引起共鳴”只是一種話術,我自己就中過招。幾年前,我和一個女明星一起參加一個談話節目,她非常獨立灑脫,我就有點怯懦和猥瑣,當時有很多的文章標題都是“每個男人都想娶xxx,最后卻娶了蔣方舟”“每個人都想活成xxx,最后卻活成了蔣方舟”。我看到這些文章,就覺得自己被強行關聯和許配給了許多人。

對內容生產者來說,“引起共鳴”是一種最簡便的獲得流量的生意,和討論星座和“測測你是漫威里的哪個超級英雄”沒什么區別,但對內容的接受者來說,在每篇文章、每個短句、每張圖片里試圖尋找自己的結果,就是自我的不斷膨脹。每次向外的探視,都看到的是焦慮、掙扎、脫發、初老的自己。

某種意義上,這種社交網絡的瀏覽和閱讀產生的效果是相反的。閱讀往往看到的是更復雜的世界、更陌生的經驗,更遼闊的人生,感到自身的渺小而非擴張。

關心自己當然沒有不好,但是一個每天都不斷加深“我太難了”這種自怨自艾的人,是沒有余力去關心他人的。

2.

第二,說說不吵。

我相信任何一個人如今都能感受到一種話語圈的撕裂,朋友圈隱形站隊、價值觀沖突,“三觀不合”。

現在的公共空間有點類似于 “反全球化浪潮”——本來是統一的全球市場,因為壁壘被分割為一個個的區域市場。彼此之間老死不相往來。

本來屬于亞文化圈的思維方式已經滲透進了更廣泛的公共討論的舞臺,讓言論市場更像是春秋戰國。“我有一個好想法,你有一個好想法,我們分享一下,我們就有兩個好想法”的時代過去了,現在大家都想的是攻城略地,戰爭邏輯。

在圈子內部,是一個以自己愛豆(不只是明星)為核心的等級制,在圈子外部,面對外界,是一個統一的戰斗的集體。和我有分歧的人不是一個也有自己的理性、想法,所以可以講理的對等的個人,而是要“壓倒”的對象。

當下話語圈撕裂的原因非常復雜。

一方面,這和人們接收到的信息不同有關。社會環境、算法推薦造成每個人每天看到的信息是不同的,而海量的信息并沒有帶來廣闊的視野,而是你總可以找到符合自己意愿信息,就像是掰花瓣“他愛我他不愛我”,為了得到“他愛我”這個答案,可以用顯微鏡撕到細胞膜。

另一方面,話語之間的撕裂之下也可能是真實的撕裂:不是出于誤解、偏見,拒接交流,而是真實的價值與利益沖突。即便對于事實的認定沒有分歧,也會引發有分歧的判斷。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體育比賽的結果往往都是沒有爭議的,但是球迷的情緒卻天差地別,甚至互相攻擊,這僅僅是因為他們支持不同的隊伍。

我們誤以為“擺事實”和“充分溝通”能解決分歧,只是美好的一廂情愿。

今天我不去談這些復雜的原因,而談一個小小的按鈕:“點贊”,這種表述本質上是一種消費者的邏輯,跟在超市里發現“這個汽水我喜歡”沒有什么區別。

但人除了消費者以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身份:公民。公民做出選擇的原則并不是“我喜歡”,而是為了集體利益所承擔的責任,這種責任當中自然包含了我們沒有那么喜歡的東西,但隨著“點贊”心理的泛濫,消費者的心理覆蓋了一切。

消費的對象不僅是商品,也是觀點,甚至是政治家。我前段時間看一個紀錄電影,叫做《規則改變》,講2008年大選,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和奧巴馬競爭第44屆候選人,為了對付奧巴馬這個政治大明星,麥凱恩選擇的搭檔是“大家都會喜歡”的州長莎拉·佩林,結果卻發現(影片中)的佩林完全不學無術。電影叫“規則改變”,改變的規則就是老牌政治家的退場,之后就是具有表演資質的政治明星的天下。

這話說得有點遠,但我想表達的是,隨時隨地都在消費信息——“這個觀點我喜歡”“我想讓這個人趕緊消失因為和我三觀不合”,讓我們對信息正反饋的需求愈發膨脹。與之相伴的,是我們去冷靜考察一開始不喜歡的事物、觀點的能力越來越差,越來越喪失耐性。

消費者是上帝,而上帝厭惡等待。

3.

第三,說說不聊。

在20世紀初,有一匹著名的叫做漢斯的馬。這匹馬的主人是一個退休教師,一直培訓這匹馬,試圖訓練它的思維。奇跡發生了,人們發現這匹馬會算算數,當你問它“4+3”等于幾,它會用敲擊蹄子的方式告訴你是“7”。

它幾乎沒有失誤過,很多科學家開始研究漢斯,發現它并不會算算數,原理非常簡單:當馬開始敲擊蹄子的時候,它的主人(或者是別的提問者)總會有些下意識的細微動作:比如緊張、欣喜、在它敲出答案之后的如釋重負。

它的主人并非有意作弊,只是漢斯的確有超乎尋常的洞察力,能夠從各種微妙的反應中得到正確的結果。

現在很多時候,我發現我們讀空氣的能力還不如一匹馬。習慣了用一個表情包來代替復雜的反應,用“哈哈哈哈”來掩飾尷尬,交流變成了多么枯燥的東西。

我特別喜歡契訶夫的一個短故事,叫做《吻》,講的是一個胖胖丑丑的下級軍官在聚會的時候,黑暗中被一個女人錯認,吻了一下。這個吻深深震撼了軍官,他想告訴全天下,但是當他開始向別人講這個故事,他發現竟然不到一分鐘講完了,而且如此乏味,如此干癟。

作家是干什么的?簡單地說,就是擴展這個吻的能力。吻時的空氣的濕度與氣味,黑暗中濕潤的眼睛隱約閃爍的光,吻落在臉頰上的觸感。

一個吻可以像一個世紀那么長,像一場世界大戰那樣重要。

這就是交流的美妙,它不僅僅是由話語組成的,而是由無數個可以回味的細節組成,那些空氣忽然安靜的瞬間,那些詞不達意的心知肚明,那些遠處恰到好處響起的音樂、升起的月亮、亮起的燈。我愛這些事物勝過語詞本身。

但如果像很多理性樂觀者期望的那樣:以后所有的交流都不必面對面,那么作家就要永遠地失業了。

所以我現在有意識地不在通訊軟件上跟人聊天,當交流的熱情被點燃,我更愿意請人吃個飯,面對面地長談。

聽到我“互聯網脫退”的實驗,我周圍的朋友有兩種反應。一種是說:你不看就完了,為啥還要那么煞有介事?

因為我發現今年夏天我其實沒有看過一集熱門的電視劇,沒有看過一集網絡綜藝節目,我卻莫名其妙地知道了火爆綜藝比賽的總冠軍,知道了”明言明語”。“保持無知”某種意義上比“什么都知道”更難,所以對我來說,好像確實需要某種決絕的矯情姿態來自我克制。

我朋友的另一種反應是:你這也不看那也不看,那你閑著的時候做什么?你跟周圍人沒有共同話題怎么辦?

我覺得有一種很簡單的想象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都會對自己的家斷舍離,扔到那些不喜歡的劣質而大件的物件,其實大腦也一樣,當它堆滿了大量被強買強賣的一次性物品的時候,也需要清空,才能有動力去采購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

對于“沒有話和朋友聊”我也不太擔心,是共同話題把我們引向談得來的朋友,而不是為了以消耗自己的方式勉強維持終將逝去的友誼。

今天談的是“未來”。未來是什么?我覺得未來是種誘惑,我看了李安的新片《雙子殺手》,深切地感到了這一點,電影里的克隆殺手被制造出來是因為誘惑——當你看到一個完美的殺手,你就不能假裝沒看到過;李安用120幀來拍這部電影也是因為受到了誘惑——已經看到了更清晰的電影,就再也不能假裝從來沒看見過。

當你通過引發共鳴與焦慮寫出了一篇“十萬加”,你就無法假裝自己沒寫過;當你某個觀點被點贊上萬次,你就無法回到無人賞識的狀態。

王爾德說得好:除了誘惑,我什么都能夠抵抗。那么感覺到這種誘惑,該怎么辦呢?

王爾德又說:擺脫誘惑的唯一方式就是臣服于它。這次我不同意他的說法,我覺得在臣服之前,我還可以堅持一會兒。

責任編輯:鄧六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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