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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客的中國處女行:Hunting Hanhan 作者/Tim Struby

發布時間:2015-03-27 15:11| 位朋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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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和詩人們往往認為人生的最大幸福并不在目標的達成,而在于對過程的體悟。不過我保證說這話的上古智者們從沒有過從紐約直飛廣州的特殊體驗。經歷了連續二十四小時的飛行之后,我感覺自己就像是一個海難生還者,而且是漂浮在海上好幾個月才被救起。不過這還沒結束,我還要在機場排著長得令人絕望的隊等我的行李。在我終于得以走出機場的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可以扔進車流中洗個熱水澡,吃個飯,再睡個覺。
不過當我的翻譯兼導游Jenny臉帶笑容來迎接我的時候,我的心情終究還是寬慰了不少。她大致是屬于矮胖型的身材,一直笑呵呵的,似乎在她的臉上看不到憂愁。八年前,Jenny從佛山來到了廣州,她做過工廠里的職員,不過最終還是憑著多年苦學的英語找到了現在的工作。不得不提的是,我還是花了一番心思才找到了一個滿意的翻譯。我本來以為會有好幾百個人搶著給我做翻譯,因為在美國人的印象中,中國最不缺的就是勞動力。但我錯了。當我在谷歌里打上“廣州”和“翻譯”兩個關鍵詞之后,我只找到了二十幾個名字和對應聯系方式。等我把那些名字看上去就像騙子和妓女的人刪除后,名單上只剩下了Jenny。好在她還是挺靠譜的,因為在到中國之前,她能夠保持與我的順暢聯系。而且之前別人對她的服務評價似乎也不錯。還有就是她的英語,盡管不是最好,不過也完全夠用了。在接機之后,Jenny叫了一輛出租車,我們開始聊起我這次超長時間飛行。突然,Jenny的眼睛里閃起了光亮,她那神情像極了一個在圣誕節早晨期盼著禮物的孩子。她問我:“我們明天真的要去,要去見他了嗎?”
“他”就是我這次中國之行的全部理由。說實話我之前并不知曉他,直到2011年秋天的一個周日下午,我在《紐約客》雜志上偶然看到了一篇名為“大韓王朝”(The Han Dynasty)的文章。我其實一直自詡為是一個能通曉古今中外全球大事的人。比如我能很輕易地在地圖上指出東帝汶的位置,我也能以阿拉伯人的語音語調準確讀出“艾哈邁德•內賈德”這個名字。所以在那一刻我就在想,為什么我會對“韓寒”這號人物一無所知呢?我立刻聯系了我老板,也就是全美銷量第二的體育類報刊《ESPN雜志》的主編。我向他說明了這個特別的“韓寒”。他匯集了作家,博客寫手,冠軍車手等不同身份于一身。在介入社會和政治議題的問題上,他的號召力似乎是唯一能與拳王阿里(Muhammad Ali)當年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來相提并論的運動界后輩。主編似乎聽出了我想去采訪他的意思,立馬點頭說:“走。”
在Jenny的幫助下我入住了白云希爾頓,一座巨大嶄新的賓館。在房間里我很快就睡著了,結果就是第二天早上五點就醒了。沒事,反正我還有很多活兒要干,于是我又爬進被窩里用我的電腦。這次陪伴著我的中國之行的不僅有我的Macbook Air,錄音設備和筆記本,還有對中國深深的疑懼。在我啟程前的幾個月里,我和幾個曾經去過中國的朋友熟人聊過。他們告訴我,我可能會在機場被扣留,住的房間可能經常被排查,電腦里的數據可能會被竊走,手機也可能被阻隔信號。甚至,我可能會被人跟蹤。我一個老朋友就特地提醒我,她以前在北京工作的時候就電腦不離身,甚至去健身房健身的時候都帶著。還有個朋友煞有其事地告訴我,千萬不要在他人目光所及的范圍內在自己的電腦上輸密碼。帶著對這所有一切的妄想,我只好蜷縮在床邊,瞇著眼來打字,鉆在被窩里寫Email。是的,我也覺得自己有點傻,有點瘋。但是這點不快與被扔進勞改所相比算什么呢?
臨別之前,我母親囑咐我在中國出差的時候不要忘了給家人朋友寄信,所以我來中國第一天就想起要上街買一些明信片和郵票。穿梭在廣州的街巷,我試著讓自己沉浸到紛繁瑣碎的街景中去,沉浸在那些喧鬧聲,甚至是這里特有的氣味中去。是的,我在試圖體會這座城市最為真實的氣息,那些我在美國的旅行手冊和紀錄片中所看不到的東西。說實話,我對廣州,對中國了解不多。我知道這里是制造業的天堂,但對這里的人,這里的文化,這里的生活方式,我都幾乎沒有概念。要知道,美國一直擅長通過電影,音樂和書籍向外輸出自己的文化價值,但是我們并不那么樂于接受別的國家的文化。小時候,我對中國的唯一概念就是母親養的中國西施犬,還取名為“杜甫李白”(相信我,作為美國人,如果家里養的狗是以兩位中國古代詩人的名字來命名的話,你會面對周圍人無窮無盡的戲謔和嘲弄)。稍大一些后,我也在高中里老師講過毛澤東以及共產主義在東方的興起,不過也就僅此而已。之后在大學四年的政治學專業學習過程中,我讀過的有關中國的文獻完全可以用一個手數出來。
那么,我究竟在廣州的街巷上體會到了什么?燥熱,濕潤的空氣,密集的人流和車流,怪異的聲音和氣味。一切讓我驚愕與惶恐,更讓我著迷和著魔。這座都市讓我覺得渺小,輕微,還有最重要的:異類。不過好在我有Jenny。她帶我到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地方:商場。這是一個四層樓的零售天堂,熙熙攘攘,整個兩樓都是賣電子產品。她領著我買了一部手機和SIM卡(我其實對Jenny的砍價水平表示懷疑,盡管我的老板和公司會為我的手機買單,但是原則上她應該知道要把價錢砍到零售價以下)。下午三點,我因為時差還沒調過來而開始犯困,我很想躺在廣州的人行道上睡一覺。于是Jenny把我拉回了賓館,我就暈乎乎地回到了房間。在不停地在CCTV的綜藝節目、CCTV新聞和CCTV電視劇之間來回切換頻道的之間,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正式奔赴韓寒參賽的拉力賽現場。一行人有Jenny,我們的司機Wu,還有綺穎,一個為我報道跟蹤拍攝的攝影記者。如果不堵車的話,從廣州城區向西行40分鐘應該就能到廣州國際賽車場了。來中國前,我仔細了解了在中國開車究竟是怎么一個狀況。當時我覺得中國司機恐怖的駕駛風格完全是被夸大了的。但是,實地體驗后,我很遺憾發現那些傳言都是事實。在高速公路上,汽車轉彎一般不打方向燈,卡車會無緣無故地突然停下,到處都能看到各種交通事故。我突然想到高速公路的建筑工人。我打賭,當時他們在這里施工的時候,每周至少能死一個人。
“Wu”,我通過Jenny來問我的司機,“你知道你現在在干什么,對吧?”
他笑笑,確定地點了下頭。于是我馬上系好了安全帶。
整整90分鐘之后,我們到了幾乎空無一人的賽車場。此時距離中國房車錦標賽第六輪開賽還有三天,各支隊伍也都才剛剛到達這里。韓寒還沒有出現,不過我不擔心。下午韓寒肯定和他妻子Lily一起過來。為了打發時間,我到韓寒的“上海大眾333”車隊的工作間,和其他車手和工作人員打了個照面。我在潛意識里一直提醒自己決不能去賽車場的廁所方便(作為一個西方人,我只習慣坐著上廁所,而不是蹲著)。我還覺得渾身燥熱,所以只能坐在他們工作間的一張沙發上吹空調。一小時后,我被告知韓寒錯過了他應該上的航班。他妻子的解釋說因為韓寒每天的工作安排實在太滿了。我不相信:我覺得他可能只是睡過頭而已。安排的采訪被推到明天對我再好不過,因為我時差還沒倒過來,此時已經困得要死。于是我讓司機Wu開車拉我回市區。我知道這意味者又一次的驚魂旅程,所以我只能閉上眼,幻想一下我的床。
不過回到賓館后,我睡不著了。下午五點,我暈暈沉沉地跑下樓,在賓館酒吧里喝了杯睡前酒。一個漂亮的酒侍把一盤堅果放在了我面前。她胸前的牌子寫的名字是“Lisa”,雖然取了個英文名字,但是她幾乎一句英文都不會。我點了一瓶啤酒,一瓶威士忌,被要了120塊人民幣。誰說中國貨便宜來著?之后我隨便在酒吧里逛了逛,發現服務員胸牌上都寫著George, Sarah, Tom, Greg, Andy。我開始覺得有點生氣:一個世紀以來西方文化幾乎滲透了世界的每個角落,但中國顯然覺得我們不會讀他們的中文名字。
第二天早上,我又在賽場里閑逛了幾個小時,不過我終于見到他了。一輛豐田卡車停在大眾333車隊的工作間旁邊,隨后韓寒從車上下來了。本來我還期待看到一票經紀人、助理、保鏢圍著他,我又錯了。韓寒的背后就跟著一個人,就是他妻子Lily。在他們徑直走入車隊工作間的瞬間,我卻突然猶豫了一下。我知道韓寒對媒體并不感冒。一個月前,我問韓寒的助理是否能在這輪比賽后在他上海的辦公室采訪他,他助理說不能。為了顯得自然一些,我在車隊工作室外又晃了一陣,腦子瘋狂地運轉著。我該說些什么?我該賣弄一下剛學的兩句中文嗎(你好、謝謝)?一會兒采訪時間會不會不夠?TMD,為什么這賽車場那么潮濕那么熱!
我終于進了他們的工作室。我看到韓寒和Lily坐在一個沙發上,他正用iPhone發著短信。我先沖上去和Lily打了個招呼,跟她介紹了自己。她聽完,用手肘輕輕推了推韓寒,跟他耳語了幾句。韓寒馬上站了起來和我握手。作為一個體育雜志記者,我自然以賽車作為開場白,這的確是個好主意,因為韓寒不但開始說話,他甚至變得滔滔不絕。我猜之前媒體對他的采訪有99%是聚焦在他的寫作上。他估計被逼著每天談論著同一堆作品,同一堆話題,然后吐出同一堆回答。討論賽車的事對他來說恰好是一個放松。15分鐘過后,他妻子Lily過來拉了拉韓寒的衣袖。他還有另外一個媒體采訪。不過韓寒已經停不下來了,他饒有興致地和我說起他賽車的改裝升級的細節,他教練在鄂爾多斯比賽時發生的事故,以及他當年在拉力賽場上第一次勝利的體驗。最后Lily只能強行把韓寒從我這里拖走。我對此并不在乎。我所有的焦慮感都消失了。雖然我還沒擺脫時差綜合癥,但是我開始確信我會有個好故事。
在廣州的最后幾天和之前的日程差不多。大多數時間我都消磨在賽車場里繼續跟蹤韓寒,我慢慢覺得韓寒這個既有名又有錢的人物在生活中很平易近人的。韓寒當時得了重感冒,不過和我一聊還是幾個小時。他有洞見又不乏幽默,常自省,又會調侃現實。如果所有的采訪對象都像這個中國的作家賽車手一樣,我的工作就輕松多了。每天晚上,我還會在白云希爾頓的吧臺上喝酒,而我通常也是那兒唯一的顧客。我開始慢慢覺得我和Lisa已經有了默契,可能只是我喝多了。
周日是正式比賽日。預想中盛大的比賽最后卻變為了不溫不火的小打小鬧。這場房車賽完全沒有在全美賽車冠軍賽和F1方程式賽車大獎賽中能看到的那種電光火石般的盛況。我覺得看這場比賽本身還沒有坐上一輛在中國的高速公路上飛馳的車刺激過癮。不過,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賽車競技剛處于起步階段。二十年后,這里的觀眾數可能會從2000名變為200000名。作為在總積分榜上領先的車手,韓寒在比賽開始就很輕易地就將自己的排位提到前三,不過比賽過半之后,他的賽車突然熄火了,他只有選擇退賽。我以為他會因此感到沮喪,沒想到他只是聳了聳肩,一副坦然的樣子:酷。
第二天早上,我離開了廣州。不過我并沒有回紐約,而是去上海。我覺得他們大概是有點喜歡我,韓寒和他妻子欣然答應了我在上海松江的辦公室繼續采訪。飛上海的時候,我搭乘的是一架全新的空客380的飛機,這飛機的體積和白云希爾頓酒店差不多。我很高興能夠離開廣州,不僅是因為我在希爾頓酒吧的驚人花費,雖然這的確已經快讓我的錢包一文不剩了。此外我更期待中國之行的第二站,因為之前我聽到大家對上海的瘋狂熱愛 - 歷史風情,美食,夜生活,上海女人。并且我聯系上了一個朋友的朋友,一個已經在上海住了四年的澳洲女孩。她表示愿意帶我周游上海。說英語的同胞終于相聚了!
當我們跨越東海大橋的時候,上海展現在我面前的景象已然開始讓我興奮了。鋼筋、玻璃、混凝土。即使坐在出租車里都能感受到活力,就像我的家鄉紐約。我立馬搖下車窗,感受這座城市的氣息——不過這似乎并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我的眼睛感到了灼燒感,我大口咳嗽和喘氣,感覺像一個煤礦工人。之前我聽說過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但從沒有想到這么嚴重。與這里的空氣質量相比,紐約的空氣純凈得就像熱帶島嶼一般。
我的出租車停在了靜安區的JIA Hotel。賓館很摩登,也很親切。這里晚上6-8點大堂的飲料是免費的,太完美了。我去到了我的房間,放下行李,坐在桌前打開了我的電腦。這次上網,我沒有躲在床單下面,也沒有特意遮住我在電腦上輸入的密碼。在中國已經呆了一周了,我似乎還沒有有過被跟蹤的經歷,我電腦數據完好,手機信號也從未被墻。
我出門探索上海,馬路擁擠,空氣溫潤,讓人充滿期待的一天。讓我不爽的是,我并不是一個觀光客。我不會帶張地圖,去坐旅游巴士,或者站在歷史建筑前拍照。這不是說我不喜歡好的博物館,我挺喜歡。只是如果要了解當地的文化,我需要活生生的事物。人,在馬路上,酒吧里,或是咖啡店里的人,我想聽他們在說什么,學習。不過在這里,沒有翻譯、語言不通的我不能叫出租車帶我去他最喜歡吃午飯的地方,不能指望能和上海人坐在一間咖啡屋里自由聊天,也不能在書店里到處瀏覽。除了在賓館,機場的售票臺,其他地方到處充滿了我不能跨越的語言障礙。在我之前離開JIA的時候,門房給了我一張寫有賓館中文名稱和地址的卡片。他說如果我迷路了,拿著這張卡去問路人,他們會知道怎么回到這里。太好了,他怎么不給我幾片尿布,給我一個奶頭吸著?在街上漫無目的地游蕩了一小時后,我回到了我的賓館房間,點了送餐上門的服務,然后繼續看CCTV的綜藝節目。
那天晚上時來運轉,我終于盼到了我的救星,那個澳洲姑娘Hannah。我們在茂名路上一家叫Grumpy Pig的小飯館見面了(當然我讓賓館大堂的工作人員在一張卡上寫了這家餐館的中文地址,然后我再把這張卡給我的出租司機看)。我們一起喝完雞尾酒,吃完餃子后,Hannah向我描述了她在上海的日子:每天拼命工作,拼命玩,錢,政治,還有夜生活。她說這是一座屬于未來的城市:年輕,活力,充滿了無限的可能——這些詞似乎在過去也經常被人們用來描述紐約。我們又聊了一會兒,然后去了Cotton Club酒吧,位置就在以前的法租界的中心。在這個酒吧里,我所看到的是一個來自烏茲別克斯坦的女人對著她的中國觀眾唱著美國的藍調歌曲——如果這就是Hannah所描述的“未來”,那么算上我一個。我和Hannah的一些上海朋友見了面,我們邊喝酒邊聊天。我終于開始覺得自己有點開始了解中國了。等所有活動都結束之后,我依然情緒亢奮,我告訴Hannah不用把我送回賓館,我自己能找到回去的路。我招手攔了一輛出租車,我對司機說“家賓館”,用剛學了很久的發音說道,又指了指大致的方向。不過司機皺著眉頭看著我,搖搖頭,嘴里嘟噥著什么。我只能拿出賓館給的那張寫著中文地址和名稱的卡,遞給他。“噢”,他點了點頭,之后發動引擎朝著我的目的地飛馳而去。不用“尿布”日子到此為止。
第二天下午,帶著幾片緩解頭痛的阿司匹林,我和綺穎,我的攝影師,一起奔赴松江。我們慢慢開到一個住宅區內,馬路蜿蜒,綠樹夾道,兩旁都是全新的建筑。直到兩年前,韓寒還一直住在那里,現在這里變成了韓寒的「一個」雜志的編輯部。韓寒又遲到了,把他雜志的四個工作人員(其中兩個是從之前的《獨唱團》雜志開始就與他合作的同事)都鎖在了編輯部大樓的外面。這幾個工作人員就像我所認識的絕大多數年輕人一樣,看上去都比我新潮,比我好相處得多。他們會主動給我嘗月餅,跟我分享韓寒的八卦(比如說他永遠“準時”遲到等等)。
終于,韓寒和他妻子Lily來了。對著這兩個真誠友好的人,我實在是發不出任何脾氣。等大家都進入大樓之后,韓寒和他的下屬們馬上鉆進了他們的辦公樓的核心區域——一個約八米長十米寬的房間,中間擺著一張黑色的長桌,桌上擺著六臺黑色的臺式機,另外墻上掛著一臺黑色的平板電視?吹竭@一切,我由衷地被他們的工作熱情和敬業精神感動了,不過之后發現我又錯了。這間房間不是他們討論雜志的發展策略和搜集故事的地方,而是他們組團打游戲的地方。他們開始打PS3游戲,是一場英格蘭國家隊和阿森納的足球比賽。他們不停地狂呼,吶喊,以至于到后面興奮得不停地拍手,擊掌。我對他們熟練的游戲技巧的感受不僅是佩服,更多是驚恐,因為我感覺他們似乎已經把半輩子的時間花在打游戲上了。況且,這個足球游戲還不是他們最喜歡的游戲(他們最喜歡的是《使命召喚》)。
二十分鐘之后比賽結束(0比0),這時。開始干正經事了,韓寒,Lily和「一個」雜志的員工們一起聚集到一個角落里開始討論。他們的討論熱烈,有活力,話題不停地在流轉,每個人都在不停地插嘴打斷前一個人的說話。他們的討論完全不像是一個國王和他屬下的對話,而更像是一群人在平等地交換想法。他們今天討論的主題是「一個」雜志的iPhone客戶端亮相的細節:什么時候上線?怎么樣引起最大的轟動?員工們大笑著,爭論著,交流著。雖然我沒辦法理解他們討論的內容,但是我抓住了重點:那就是自由的氣氛。這和我這些年在美國參加的數以百計的編輯討論會基本沒什么區別。等他們會議結束后,我又跟進問了他們幾個問題,綺穎還在我提問的時候拍了幾張照片。在這期間,韓寒一直很友好。其實,在這四天與他的接觸中,他沒有在我們面前表現出過一絲的厭煩,不快或是惱怒。他也沒有回避或者拒絕回答我的任何一個問題。不過我也不想過度消耗他的熱情。我和Chi Yin向工作室的各位告了別。我們向Lily和韓寒的友善表示感謝。我心里有一種感覺,我以后肯定還能再跟他們見面。
第二天,打包好了我的行李。明天我就回到我在紐約的公寓了,又一輪時差綜合癥,耶。在我下樓去結掉我在賓館住宿的賬單時,一個叫Tom的前臺工作人員還特地祝我旅途愉快。他問我要去哪兒,我說我要回家了,回紐約。他笑了,點了點頭,再沒別的表示了。在這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在我這一整趟旅行中,我遇到的中國人里沒有一個問起我的紐約。以前我去每一個國家的時候,當地的人們都會問,你怎么能在這么擁擠的一個城市里生活的?坐地鐵是什么樣的感覺?你現在還會被那么多摩天大樓嚇到嗎?你遇到過Carrie Bradshaw(《欲望都市》女主角)嗎?
我對中國人的這種奇怪表現的第一反應?我很生氣。我想,中國人太無禮,或者是他們就是嫉妒。因為全世界都知道,美國人——尤其是紐約人——顯然是這個星球上最有魅力的一群人。
我仔細想了一下,也許之前的觀點是武斷的。中國人可能沒有無禮。相反,他們太有禮貌了,問這些模糊的個人意見,可能某種程度上說,有點多管閑事。不符合禮節。
我從房間拎著我的行李下樓。JIA Hotel的門童幫我把行李抬出大堂,幫我叫了一輛出租車。當我鉆進出租車的那一刻,我想到了答案。這一切跟禮節沒有關系。中國人不問我關于紐約的事情只是因為他們真的不關心。我不是說他們不關心美國人(可能是這樣),只是他們已經很明白紐約的生活方式會是怎么樣的了。和他們討論紐約,就像是問一條鯉魚,“在池塘的生活怎么樣”一樣。此刻,我幻想如果我會說中文,我和現在的這位出租司機的對話會是這樣的:
司機:“所以你是從紐約來的?”
我:“對,紐約其實是個很不可思議的地方,非常大。”
司機:“就像上海一樣?”
我:“嗯,對。那里真的每天熙熙攘攘,因為幾百萬人在紐約生活,一直很繁忙。”
司機:“就像上海一樣?”
我:“唔,好吧。不過我們還有摩天大樓,有地鐵,有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還有最吸引人的都市文化。”
司機:“就像……”
我:“好好好,我懂了,我懂了。”
出租車門關上了。司機通過后視鏡盯著我看,等我發話。
“Pudong”,我說,“Airport。”
他笑了。我不再需要寫著中文的卡片,他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

Tim Struby 作家,ESPN撰稿人 譯者:盧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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